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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35节(1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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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稍加思量后,刘承祐还是拒绝了,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,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,给足了空间,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。

其后,收荆湖,平孟蜀,及至如今。如果北面边情不变,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,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。

但是,这一次不同了,辽国主动改变,掀起战争,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。平衡一破,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,不是心志的动摇,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。

朝廷之中,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,并且这一回,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。在5月7日这一天,刘承祐干脆下诏,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,各上策略,讨论南下北上事。

这封诏书,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。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,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:“都乾祐11年了,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!”

议潮之中,刘承祐也不由思索,原来的历史上,北宋平定南方,一直到吴越献土,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,为何?

思虑良久,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,终是有所得。

如果说正史中,五代乱世的结束,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,走上统一的快车道。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,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,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,发展到后面,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。

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,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,又没有北汉的掣肘,征淮半载而定……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,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。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,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,远迈“同期”,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而正史上,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,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,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,自然安稳些。并且,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,辽国的政治环境,也确实有些混乱,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,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。

而如今,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,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,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。

各执己见

崇政殿内,宰臣在座,将帅齐聚,这已是近期第二次由皇帝刘承祐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了。包括原本已打算动身去扬州筹备平南事宜的李谷,也因为京中这场风潮,而缓下动身的步伐,驻留开封。

不过,在这场举朝大议之中,李谷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,一直缄默观望。原因也很简单,皇帝前者已把他的屁股摆在了南面事,从其个人利益而言,支持先平南,是毋庸置疑的,但是作为一个有大局观的名臣,却不能违心而完全忽视来自北面的威胁。

分执大汉权柄的公卿们,当然也分为了两派。

以范质、薛居正为首的一批大臣,强烈建议北守南攻,尽力促成与辽国修复关系,并沿既定大略,待江南抵定之后,再行北顾。类似的思想与言论,当初还是出于刘承祐这个皇帝。

当然,目前的局势下,皇帝的态度变得不偏不倚,无人能揣测其真正用心。而范质等大臣,何以坚决支持南进,却是在他们看来,统一的重要性,远在抵御外侮上,所谓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道理。只要南方统一,朝廷也可腾出手来,专事北患,届时凭着中国强大的底蕴,足以制辽。

支持北伐,先解决契丹之患的,却是以枢密使柴荣为首的一批大臣与将帅。一个多月前,柴荣还在同皇帝讨论平南的事务,并为之而做庙算筹备,何以突然改弦更张,并直接下场,明确表明态度?

原因还在于此番辽军的异动,柴荣是个危机感很强的人,此前汉辽之间相安无事,井水不犯河水,让大汉可从容南略。今辽国既表露出敌意,更悍然动兵,其虎视眈眈,就使柴荣这些人对芒刺在背的感触更加深刻了。

现实情况摆在那里,势力触及塞南,而辽军可以籍此大规模入关南寇,即便北面有强兵猛将镇守,但偌大的幽冀平原,岂能面面俱到,所谓完善的防线,也是相对的。

辽国如果大举南下,想要灭亡大汉,基本不可能。但两国交兵于幽冀,则很可能将其打烂,给地方军民造成严重破坏,早期的大汉,能够抱着河北尽毁的决心与辽国相争,现在还能承受那等损失吗?

即便能够,在国家实力足够,能够先发制人,争取战略优势的情况下,何必被动防守。北边的安宁,是要靠争的。

类似的看法,柴荣是尽陈于刘承祐,并且提出了一个清醒而现实的目标,北伐非为灭辽,仅在于夺取燕山之险,将辽军势力彻底赶出关外。在弥补了北面防线的巨大漏洞之后,不论是继续对辽鏖兵,还是重启统一战争,大汉也将更加从容,游刃有余。

柴荣提出的构想,没有好高骛远,也具备可行性,更触动了许多具备良好军事眼光的将帅的心弦,是以支持颇多。

当然,对于平南,军中也不是没有支持者,毕竟相较于强大的北辽,南面几个割据小国要更好打些,灭国同样是大功,且好取些,又有其膏腴富庶的诱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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