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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39节(1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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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子的名分定下之后,刘承祐全部的心思都放到北伐的筹备事宜上来,在他的鞭策之下,整个朝廷都紧密地运转起来。

三司大发府库,采买一切军需所用,从被服、鞋袜、手套、雨具、帐篷、载具,只要军队用得上的,都是大肆采购,一时间,使得东京城内外的手工业者们,狠狠地赚了一笔。

武库大开,积极外运,而各类军器,更是扩大生产规模,全力开工,大量的原料输入作坊,在数千的工匠的手中,打造成一个个收割性命的战争凶器。按照兵部的汇报,仅各类弓弩箭矢,前期便要准备300万支。

粮草先行,到中秋之前,经京畿转运北上的粮食已达二十万石,而作为北伐前进基地的永清军,屯粮更是超过四十万石,这还是在朝廷没有完全动员开的情况下。编在北伐序列的禁军,也在枢密院的调度下,分批北上。

就如事前所预料的一般,大汉的军事准备与调动,不可能完全迷惑住敌人,但因朝廷的一系列惑敌策略,使得目标被发觉的时间,大大拖延了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最紧张的,乃是金陵朝廷。因为册立太子的缘故,刘承祐下诏李璟入朝观礼,以李璟的脾性,当然不乐意,更加不敢去东京了。不敢直接拒绝,推脱说疾病未痊,再兼道路甚远,时间不够,怕赶不上,为免失礼,就不去了。不过,还是命唐臣携重礼北上,敬献汉太子。

这当然不会让刘皇帝“满意”,其后,李谷便开始在扬州搞事情了,扬州水师出动,阅兵于江山,使得江阴沿岸的南唐军民是风声鹤唳。

再加上中原涌动的洪流,有所察觉的金陵朝廷更是惊恐不已,虽有林仁肇等将力主对抗,李璟还是畏惧难安,再派使节,二度携礼北上,想要求得一个平安。

南唐如是,塞北契丹人又岂会毫无所觉。事实上,不管大汉兵马调动为何,他们都已经在做战争准备。雁门之战后,大汉保持着仅有的使节往来,也有迷惑汉廷的意思。

从耶律璟北还上京之后,辽国的在籍士卒,尤其是其主要兵力的诸部部族军,都加紧了操练,并选拔精卒悍将,准备南掠。

同时,耶律璟也广派使,分遣归附辽国的北方诸族,提前沟通好,做好了征召其众南下的准备。对付大汉,怎么能没有仆从炮灰呢。

就这样,前期是双方各怀鬼胎,各自筹备,耶律璟原本只是在加强辽国的军事训练与建设,并准备按照耶律挞烈的建议,先行杀掠,疲弱大汉国力。

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察觉到不妙了,大汉那大举动员,咄咄逼人的态势,太令人心悸了,那是要吃人啊。得知大汉的异动,辽国君臣,也加快了备战步伐,许多本欲缓行的规划,也不得不加速。

进入8月过后,两国之间,基本已经是摆明了刀枪,争锋相对,准备大战一场。辽国是在等秋高马肥,大汉则是前期充足准备,兵马调度,同时等候秋收,民力充沛。

中秋过后,在两国加紧兵马陈边的过程中,双方的骑兵,已经在边境交锋厮杀起来了,以幽燕的交锋,最为激烈,辽骑所至,最南已至涿州。并且这一回,不是燕骑的单独对抗,河北边军所辖马军,悉数北调参战。

到8月20日,过完了中秋,汉帝正式下诏,北伐契丹,天下瞩目。到此时,在河北地区,大汉已集中大兵二十万众。

大动干戈

此次北伐,可谓精锐齐发,仅殿前、侍卫两司禁军,便发十万之众,两京及其周边戍守的兵力,大部抽调。殿前司下属铁骑、龙栖、小底,侍卫司下属龙捷、护圣、奉国、兴捷悉数从征,而其中,马军就有三万骑。

再兼北面都部署下属的四万边军,以及河北都司调集两万多地方兵马,以及燕军两万,还有郭崇威在西北地区征召的上万雇佣骑兵。

是故,此番北伐,仅河北方面,大汉所遣战卒,就是实打实的二十万众,除了都司兵马与雇佣的杂骑战力稍弱之外,剩下的都是经过常年操练的精锐。若是再算上大量的辅卒以及民夫,那人数则突破了四十万人。

这样的实力,用倾国之力来形容或许勉强,但在维持国内统治稳定、诸边防御的基础上,大汉朝廷也算做到极限了。而集大汉七成以上的精锐,刘承祐选择御驾亲征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关于御驾亲征的问题,朝中又是一番争执,总有人持谨慎态度,不想让皇帝去北方冒险。大兵之争,胜负难料,如果以这样的实力,北伐仍旧失利了,那无论是对于皇帝,还是对于国家而言,都是威信的巨大挫伤。

皇帝最好还是坐镇东京,安定人心。事未虑胜而先虑败,是个谨慎持重的态度,然而,很多人都只顾着想战败的后果,却少思胜利的辉煌。

是故,哪怕有范质为首的一些大臣极力劝谏,但根本无用。乾祐元年,国家困难,亲征一个李守贞都劝不住,而况于如今权威愈盛的皇帝。

如此庞大的动兵规模,除了完善有序后勤支撑,诸军的协调统率,是至关重要的,而指挥系统的构建则是重中之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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