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9节（1 / 4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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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子的名分定下之后，刘承祐全部的心思都放到北伐的筹备事宜上来，在他的鞭策之下，整个朝廷都紧密地运转起来。

三司大发府库，采买一切军需所用，从被服、鞋袜、手套、雨具、帐篷、载具，只要军队用得上的，都是大肆采购，一时间，使得东京城内外的手工业者们，狠狠地赚了一笔。

武库大开，积极外运，而各类军器，更是扩大生产规模，全力开工，大量的原料输入作坊，在数千的工匠的手中，打造成一个个收割性命的战争凶器。按照兵部的汇报，仅各类弓弩箭矢，前期便要准备300万支。

粮草先行，到中秋之前，经京畿转运北上的粮食已达二十万石，而作为北伐前进基地的永清军，屯粮更是超过四十万石，这还是在朝廷没有完全动员开的情况下。编在北伐序列的禁军，也在枢密院的调度下，分批北上。

就如事前所预料的一般，大汉的军事准备与调动，不可能完全迷惑住敌人，但因朝廷的一系列惑敌策略，使得目标被发觉的时间，大大拖延了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最紧张的，乃是金陵朝廷。因为册立太子的缘故，刘承祐下诏李璟入朝观礼，以李璟的脾性，当然不乐意，更加不敢去东京了。不敢直接拒绝，推脱说疾病未痊，再兼道路甚远，时间不够，怕赶不上，为免失礼，就不去了。不过，还是命唐臣携重礼北上，敬献汉太子。

这当然不会让刘皇帝“满意”，其后，李谷便开始在扬州搞事情了，扬州水师出动，阅兵于江山，使得江阴沿岸的南唐军民是风声鹤唳。

再加上中原涌动的洪流，有所察觉的金陵朝廷更是惊恐不已，虽有林仁肇等将力主对抗，李璟还是畏惧难安，再派使节，二度携礼北上，想要求得一个平安。

南唐如是，塞北契丹人又岂会毫无所觉。事实上，不管大汉兵马调动为何，他们都已经在做战争准备。雁门之战后，大汉保持着仅有的使节往来，也有迷惑汉廷的意思。

从耶律璟北还上京之后，辽国的在籍士卒，尤其是其主要兵力的诸部部族军，都加紧了操练，并选拔精卒悍将，准备南掠。

同时，耶律璟也广派使，分遣归附辽国的北方诸族，提前沟通好，做好了征召其众南下的准备。对付大汉，怎么能没有仆从炮灰呢。

就这样，前期是双方各怀鬼胎，各自筹备，耶律璟原本只是在加强辽国的军事训练与建设，并准备按照耶律挞烈的建议，先行杀掠，疲弱大汉国力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察觉到不妙了，大汉那大举动员，咄咄逼人的态势，太令人心悸了，那是要吃人啊。得知大汉的异动，辽国君臣，也加快了备战步伐，许多本欲缓行的规划，也不得不加速。

进入8月过后，两国之间，基本已经是摆明了刀枪，争锋相对，准备大战一场。辽国是在等秋高马肥，大汉则是前期充足准备，兵马调度，同时等候秋收，民力充沛。

中秋过后，在两国加紧兵马陈边的过程中，双方的骑兵，已经在边境交锋厮杀起来了，以幽燕的交锋，最为激烈，辽骑所至，最南已至涿州。并且这一回，不是燕骑的单独对抗，河北边军所辖马军，悉数北调参战。

到8月20日，过完了中秋，汉帝正式下诏，北伐契丹，天下瞩目。到此时，在河北地区，大汉已集中大兵二十万众。

大动干戈

此次北伐，可谓精锐齐发，仅殿前、侍卫两司禁军，便发十万之众，两京及其周边戍守的兵力，大部抽调。殿前司下属铁骑、龙栖、小底，侍卫司下属龙捷、护圣、奉国、兴捷悉数从征，而其中，马军就有三万骑。

再兼北面都部署下属的四万边军，以及河北都司调集两万多地方兵马，以及燕军两万，还有郭崇威在西北地区征召的上万雇佣骑兵。

是故，此番北伐，仅河北方面，大汉所遣战卒，就是实打实的二十万众，除了都司兵马与雇佣的杂骑战力稍弱之外，剩下的都是经过常年操练的精锐。若是再算上大量的辅卒以及民夫，那人数则突破了四十万人。

这样的实力，用倾国之力来形容或许勉强，但在维持国内统治稳定、诸边防御的基础上，大汉朝廷也算做到极限了。而集大汉七成以上的精锐，刘承祐选择御驾亲征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关于御驾亲征的问题，朝中又是一番争执，总有人持谨慎态度，不想让皇帝去北方冒险。大兵之争，胜负难料，如果以这样的实力，北伐仍旧失利了，那无论是对于皇帝，还是对于国家而言，都是威信的巨大挫伤。

皇帝最好还是坐镇东京，安定人心。事未虑胜而先虑败，是个谨慎持重的态度，然而，很多人都只顾着想战败的后果，却少思胜利的辉煌。

是故，哪怕有范质为首的一些大臣极力劝谏，但根本无用。乾祐元年，国家困难，亲征一个李守贞都劝不住，而况于如今权威愈盛的皇帝。

如此庞大的动兵规模，除了完善有序后勤支撑，诸军的协调统率，是至关重要的，而指挥系统的构建则是重中之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