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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59节(2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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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做更新换代了,官僚队伍,也该紧随其后,跟着动一动,对那些年老的、腐败的、尸位素餐的,进行调整,这是朝廷吏政的一贯要求,也符合吏治原则。

当然,话说得再漂亮,根本原因还是为了配合兵制改革,方便妥当地安排退役军官。对此,刘皇帝还是十分认同的,觉得赵普顾全大局,锐意改革,不愧宰相之姿。

在这方面,刘皇帝也是有经验的,早年的时候,为了聚揽权力,培植帝党,他就曾以各种理由把朝廷内部的一些老臣勋贵给清退,腾出位置给年轻有为且便于任用、控制的后来者。

兵制改革2

任何事务的变革,都伴随着利弊,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,在变革当下,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。若不以现实条件,不顾客观规律,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,一意孤行,那就不是变革,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。

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,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,听了一些进言,便脑热心动,拍板决策。

在前面,已经有几年的酝酿,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,方才定论。财政面临的压力,也属于客观情况,是现实需要。

当然,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,以当下两税、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,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,十年当可无虞。

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,也不是要打压军队,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。

国防巩固,边境维护,军队建设,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,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,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,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,确实没有必要,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,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。

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,在治国理政上,也是在不断调整,更加务实,更加看中当下。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,不再具备预见性。

作为帝国的皇帝,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,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,再去仓促应对。至少,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,当问题深入、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,再被动地去解决。

当然,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,还是未知数,但只要他还在位,他能够做的,该去做的,还是要坚决地去做,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。这是刘皇帝作为“开国”之君的担当,也是性格使然。

但凡改革,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在纠正时弊、缓解旧矛盾的同时,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,这是十分必要的。

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,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,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,新制的改革,可以做到一劳永逸,百利无害。因此,在这一方面,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。

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,如果成功了,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,那在未来,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,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。

这是利处,也改革的根本目的,但同样的,也带来了新的问题,带来了国家财政与国防建设的新矛盾。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,那么改革也难称成功,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

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,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裁撤、的军费削减之后,如何维护统治,如何巩固国防,如何保障大汉这万里疆土的安全。

被裁撤的军队,他们原本所承担的国土守卫、治安弹压的职责,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,官兵的规模可以削减,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。

因此,削减军队规模,只是兵制改革的第一步,紧随其后,当同步进行的,则是组织一股能够填补国防缺失的力量,那便是乡兵。

经过多年的建设,大汉早已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本的乡兵体系,每年的军费之中,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乡兵武器、训练、给养的拨款,由各道州都司负责。

按照大汉乡兵建设条制,凡在册之乡兵义勇,每年在农闲时,都要接受都司下属作训都尉为期45——60日训练,包括基础训练以及军事条令的灌输,代价是可以免除一定的劳役。

在战争年代,这些有基础训练经验的乡兵义勇,毫无疑问是大汉军队最重要最可靠的兵源,是枢密院最主要的招募对象,对统一及对外战争的消耗做到了有效补充。

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和平的降临,在乡兵的组织建设上是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的,不论是财政投入还是操训上。

毕竟,当大汉打遍四海无敌手,当战争正事实上地远去社会恢复稳定与安定之时,人们的视线自然也从战争上转移,心思也彻底放到生计的劳碌奔波上。

边境道州尚可,环境民风也适合乡兵发展,再加上军队以及都司的大力扶持,都导致边地的乡兵建设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,氛围也很浓厚,李继隆所言边地乡勇在边防事务上承担更多责任也是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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