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03节（2 / 4）

治之即可，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，徒惹是非。

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，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，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，实在是不得人心。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，他们要的就是安定，任上不出乱子即可，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，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，他们是来做官的，不是来坐火炉子的。

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，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，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，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，出了乱子，都不得幸免，何况其他外臣。

不过，官僚们警醒的，乃是不能再出乱子，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，为此，一些当地官员，甚至不惜捂盖子，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。在他们看来，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，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，大家相安无事。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，也有尽心王事，积极作为的，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，都失之僵硬，同样为了减少麻烦，好搞一刀切，强硬、强势以至无理。

还有更为过分的，那就是一些官员、将校，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，从中牟利，肆意奴役、侵犯党项部民，榨取他们的财富。

形形色色，乱象纷呈，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，当地的形势，已然十分糜烂，党项人怨声载道，矛盾不断激化，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，就像一堆干柴，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。

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，地方的官僚，徙边的汉民豪强，也是矛盾重重，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，人心混乱思变。

对于地方上的情况，朝廷不是一无所觉，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，还是武德司的奏报，都有示警的意思。

然而，毕竟隔得远，不论是留皇帝，还是政事堂的宰臣，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。思及乾祐时代，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，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，大叛乱都有，榆林道所谓的不稳，又能严重到哪里去？

直到去年，随着黑汗使团案的爆发，鸣沙匪的现形，对于西北治安乱象，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，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，收获虽丰，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，并没有根治。

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，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，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。

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，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，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，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。

毫无疑问，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。当然，这颗火苗的影响，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，甚至显得脆弱，毕竟，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，哪怕满腹怨言，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，正面对抗朝廷。

但同样的，蠢蠢欲动之势，也不可避免，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，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。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，远遁戈壁的过程中，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。

比如野利部，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，就成了夏州官府重点的盘查目标，甚至，都不需要什么证据，完全可以断定，野利部必然与叛逆李继迁有所勾连。

因而，在过去的半年中，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，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，让野利部众，相互举报，报则有赏，同时，驻军也在都司的调动下出动，戒严排查，而随着来自东京的指令，有了中枢背书，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……

黄羊平

作为野利部最主要的聚居点，哪怕经过官府的整顿拆分，仍旧留有七百余户，是方圆百里之内除南面安庆泽外最大的党项人聚居点。

官府对党项人的整顿，事实上只是在人口进行分化，更重要的是后续的重组编户，使其成聚成邑，实现人口集中，限制其放牧范围，压制其游牧性，以方便管理。

并且，设立了大量的市镇，派驻吏职进行管理，当然，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，随着局势的变化，在广大的沙碛地带，仍旧处于一种党项自治状态。

这也并不稀奇，哪怕在传统的汉人社会中，政权也是难以直接管理到民的，何况在这偏远的大西北，在这些党项人中。

而官府派遣的官吏，其主要管理职能，也仅在税收、徭役上，至于教化、宣传、安抚、治安、救灾什么的，没有太多人在意。

黄羊平这个地方，还是受到了官府强行施加的影响，比起过去，有了极大的变化。一圈低矮的土城墙围了起来，城内有街道，有土房茅舍，有商铺，有客栈。

集市贸易也有巨大的发展，定期有胡汉商贾前来，带来一些当地稀缺的铁器、布匹、茶叶、酒水等货物，附近几十里的农牧民也都周期性地赶集，售卖牲畜、毛皮、土货。

镇外，沿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泊，也开辟了不少土田，种植着一些耐旱的粮食作物。镇内，甚至有一座花费了大量人力建造而成的镇长府，时时刻刻向党项人宣耀着官府的权威。

当初朝廷实行的改革政策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对党项人财富资源进行再分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