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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什么是“民国范儿”?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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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,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所以,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,例如“国子监”、“太学”之类,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。而北大的前身“京师大学堂”,同样也是如此。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,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。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、政治、法律、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,最多再加一些外语、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“新式”内容进去,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。

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,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,就是为了当官――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,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。

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,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。在民国年代,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,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,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,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、亲英。

为了适应这一需求,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――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,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――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,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,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,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。

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,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,在割占了青岛之后,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――德华大学。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,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。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,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,而从此灰飞烟灭了。…,

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,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。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,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,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。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,对这些“奇技淫巧”仍然多少有些抵触,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“国子监”的大学校园之中。

――传统上,中国文人读的是圣贤书,满口的仁义道德,号称以天下为己任,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,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,却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实际建设。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,这些传统文人依然把“两参一改三结合”视作极大的迫害,更不用说“文气风骨”尚存的民国年间了。

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,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,只要有文科、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。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,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。

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,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(后来改了)。但问题是,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,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,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,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。

同样的道理,在民国初年,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,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、重视教育,而是恰恰相反――在他们的脑子里,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,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,看成是“太学”、“国子监”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,自然要待遇优厚,态度客气才行。

――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,那些读书人,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,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,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,甚至还有骂皇帝的,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。例如康有为这位举人,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“公车上书”,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。

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,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,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,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,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,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,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――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,如果过分地得罪了,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?

相反,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,而是一般草民……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!

于是,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,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,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,这些充满了“民国范儿”的大师们,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,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、哲学、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“传统国学”,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着,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,还自诩为国家柱石、社会脊梁……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?还是说他们没头脑?

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,比如说鲁迅,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,是很耻辱的;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――没有人民的苦难,哪有士子的享乐?例如说胡适。…,

在过去,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。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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