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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宫就学记不久以前看了两张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，《新生》与《渔家女》。（后者或许不能归入教育片一栏，可是从某一观点看来，它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心理方面是有相当贡献的。）受训之余，不免将我的一点心得写下来，供大家参考。

《新生》描写农村的纯洁怎样为都市的罪恶所玷污——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现象。七八年前的《三个摩登女性》与《人道》也采取了同样的题材，也像《新生》一般地用了上城读书的农家子为代表。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。这未尝不是有益的。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，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；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。那种紧张，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了，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，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。

《新生》的目的在“发扬教育精神，指导青年迷津”（引用广告），可是群众对于这教育是否感到兴趣，制片人似乎很抱怀疑，因此不得不妥协一下，将“迷津”夸张起来，将“指导”一节竭的力简单化。这也不能怪他们——这种态度是有所本的。美国的教会有一支叫做“复兴派”（revivalists），做礼拜后每每举行公开的忏悔，长篇大论叙述过往的罪恶。发起人把自己描写成凶徒与淫棍，越坏越动听，烘云托月，衬出今日的善良，得救后的快乐。在美国的穷乡僻壤，没有大腿戏可看的地方，村民唯一的娱乐便是这些有声有色酣畅淋漓的忏悔。

《新生》没有做得到有声有色这一点。它缺乏真实性，一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原因。并非电影公司不肯花钱，而是戏里把货币价值计算得不大准确的缘故。父母给了儿子六百元买书，不肖的儿子用这六百元赁了一所美轮美奂的大厦，雇了女佣，不断地请客，应酬女朋友。

一个唯利是图的交际花愿意嫁给他，如果他能再筹到二千元的巨款。即使以十年前的生活程度为标准，这笔帐也还使人糊涂。

男主角回心向善了，可是“善”在哪里？《新生》设法回答这问题——一个勇敢而略有点慌乱的尝试。至少它比它的姊妹作切实得多——从前的影片往往只给你一种虚无缥缈的自新的感觉，仿佛年初一早上赌的咒，发的愿心似的。《新生》介绍了那最合理想的现代少女（王丹凤演），她和男主角做朋友纯为交换知识。他想再进一步的时候，她拒绝了他的爱，因为这年头儿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。毕业之后她到内地去教书，成为一个美丽悦目的教务主任，头发上扎一个大蝴蝶结。受了她的影响，男主角加入了一个开发边疆的旅行团，垦荒去了。他做这件事，并没有预先考虑过，光是由于一时的冲动，诗意的憧憬，近于逃避主义。

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，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？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，一个身强力壮，具有相当知识的年青人竟会无事可做么？一定要叫他走到“辽远的，辽远的地方”，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。

《新生》另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：大众的初步教育，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，更为迫切？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，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他自己的孩子入大学。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，他受了刺激，便毁家兴学，造福全村的儿童。在这里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，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腐败有传染性的环境。

在《渔家女》里面找寻教育的真谛，我们走的是死胡同，因为《渔家女》的英雄是个美术专门生。西洋美术在中国始终是有钱人消闲的玩艺儿。差不多所有的职业画家画的都是传统的中国画。《渔家女》的英雄一开头便得罪了观众（如果这观众是有点常识的话），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，满以为画两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岸的裸体女人便可以挣钱养家了。

《渔家女》的创造人多半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游泳着的鱼——除了在金鱼缸里——但是他用稀有的甜净的风格叙说他的故事，还有些神来之笔，在有意无意间点染出中国人的脾气，譬如说，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，她配不上他，他便激楚地回答：“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。”可是，他虽然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骚式的景仰，他不由自主地要教她认字。他不能抵抗这诱惑。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：教姨太太读书。其实，教太太也未尝不可，如果太太生得美丽，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，退休以后，才有这闲心，收个“红袖添香”的女弟子以娱晚景，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。

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，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，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。现在情形不同了，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很难更改，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。女人也必须受教育，中国人对于这一点表示同意了，然而他们宁愿自己教育自己的太太，直接地或是间接地。在通俗的小说里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个穷女孩子上学堂，那就等于下了聘了，即使他坚决地声明他不过是成全她的志向，因为她是个可造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