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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67节(2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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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过着人上人的生活,表现好的,也能为官为将,甚至参加科举。

像奚王筹宁,如今就在开封过着安乐日子,安心养老,每天锦衣玉食,就是见刘皇帝,也不困难。而现在,也不能以“奚王”称呼筹宁了,刘皇帝在开宝十一年的时候,就改封筹宁为顺化郡公了,明显有别于大汉对爵位的命名规则,但政治意义深远。

于是,有近万的奚人,受到安东都督府的招揽,前往安东安家垦殖,并且享受同样的待遇。这一点,也得到了中枢的支持。

而除了从各地吸引普通农牧百姓之外,还有一些人,也成为了开发的有力臂助,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力量。

那便是以勋贵及官僚子弟为主的一个群体,当然,让这些高门贵子,到安东去讨生活,没有多少人愿意,甚至有抵触心理。

但是没办法,有刘皇帝的训示在,大汉的贵族与官僚们总得表现一二,哪怕只是为了迎合皇帝,也不得不投入钱粮,派遣家族中的子弟,远赴安东。

刘皇帝有一句话,让人无从反驳:朕的儿子都在边陲打拼,为国效力,勋贵官员家的子弟,难道比他们还金贵吗?

这句话实在,也让人不得不遵从皇帝陛下的号召。当然,前往安东的那些贵族官僚子弟,有的人是去当官的,有的人是去从军的,也有的人是去圈地置产业的。

而朝廷中也一向流行着一个潜规则,那就是有边地履历的人,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就更多,对于有志于官场前途的人来说,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,毕竟其特殊,也牵动着朝中掌权者的目光。

被派去安东的大家子弟,哪怕大多都属于庶出或者旁系子弟,但他们能够带去的资源,显然也不是一般农民、牧民所能相提并论的。

小打小闹,不是他们的风格,他们的开拓,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标。他们圈地,往往都是几千上万亩地圈,毕竟有钱,还有人,而东北的土地、山林、矿藏、毛皮、药材等资源,辅以安东的宽松政策,也确实有利可图。

当然,安东的土地,也不是任意赠送的,刘旭做了一个规定,那就是给你多少地,你得耕作,田里得有作物,地里得有产出。

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,那就是劳动力的不足,不过,他们有的是办法,或者花钱从内地招募,觉得成本高的,则干脆做起无本的买卖,去捕捉农奴,把那些活跃在当地的靠渔猎为生的土著蛮人,生生逼迫下地。

于是,“捕奴业”在安东也逐渐兴起了,由贵族子弟们组织起的捕奴队,甚至配合起安东军对当地治安的肃清,不过这样的行为,引起的反弹也是不小的,也成为安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之一。

但即便如此,还是缺人,而种地也是需要技术经验的,可不是随便一个人拿起锄头就能开垦出一片良田的。

后来,甚至有人把注意打到安南及其以外地区的土著身上,花钱从南边买人。当然,朝廷是明令禁止蓄养私奴以及人口买卖的,因此,类似的行为,都是套着一个“雇佣”的名义。

这些充斥着暴力、强权与剥削的行为,也只有在安东地区,可以这么明目张胆,也名正言顺。

因此,到开宝十七年时,安东新填充的外来人口,已然超过了二十万。当然,除了以上,还有一个人群,对安东的开发也起到了促进作用,那就是商贾。

安东大开发3

无农不稳,无商不活,在农牧上坚持治本,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,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。

自古以来,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,这是一项基本国策,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。

同时,于统治阶级而言,过度的商业活动,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,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,增加治安的隐患,最重要的是,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。

时至如今,大汉各地官府,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,还是那些走南闯北,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。

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,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,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。

因此,天下的官员们,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,但为了政绩,为了安稳,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,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,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。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,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。

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,在大汉朝廷上下,实则也属于常态,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,商业氛围日渐浓厚,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,在农与商的问题上,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。

而商业的兴旺,也基本局限于京畿、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,而这些地区之外,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。

同时,在经商上,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,像盐、铁、茶、酒、糖等产业,其大部分资源,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,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。

虽然盐、酒早已开禁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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