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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67节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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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其生产源头,尤其是制盐,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,甚至更加牢固,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,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,要舔着官府臭脚,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。

各地的商道确实通畅了,层层重重的卡税、关税也被废除了,但取而代之的,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,尤其在大城市内,要是不交足税,连市场都进不去。

像赵匡义在洛阳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,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,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、漏税的可能,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。

限制的同时,也意味着规范,至少,还从没有一个王朝,对商业从事人员、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,并专门制定了一部《商法》。

当然,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,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,也缓解财政拮据,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

毕竟,在《商法》的框架下,进行合法商业贸易,从事商业活动,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,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。不愿意遵从商法的,那是奸商,自然需要惩罚,愿意遵从的,自然就是良商了,只要服从管理,照章纳税,就可以安心经营。

事实上,对大汉商业的推动,刘皇帝是有大功的,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,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,也未必有这么“宽松”。

但即便如此,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,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,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,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,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,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。

甚至于,就是刘皇帝,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,影响到了农桑渔牧,影响到了农业产出,影响到了社会治安,威胁到国家稳定,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,狠狠地砍下去,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,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,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,包括木材、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,就是矿藏,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,只是被闻听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。

不过,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,还是同意让商贾开采、冶炼,只是要加强监管。而在这方面,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,甚至在安东掀起了一阵淘金热。

一直以来,像矿藏这类资源,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,朝廷在全国各地,也设置了大量的矿监,也开采、冶炼,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的。但这一点,在安东也被打破了一些藩篱。

同时,对于前来安东贸易经商的商贾,安东都督府还同意他们组织护卫队,佩戴武器,武装押送货物。

总的来说,安东对于把队商贾的限制放得很宽,可以说摆足了诚意,很多在大汉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,在安东都可以发生,几年下来,刘煦基本把安东地区打造成为了一个冒险者的天堂。

除了地理位置有些偏远之外,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,安东对商贾来说,都是十分友好的。而位置的偏僻,对于常常需要走南闯北的商人来讲,完全是可以克服的,关键是有利可图。

安东都督府的兴商政策,也着实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商贾,哪怕是抱着尝试的心态,也有络绎不绝的客商前往闯荡。

甚至于,有大量南方的商贾,闻讯而往,不远千里,奔赴安东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贾,南方的商业氛围本就浓厚,那些从商者,尤其是海商,更显踊跃,尤其是临海的江浙、福建乃至两广商贾。

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,以及大汉海运的发达,北上的海路航线,已经十分成熟,通过海路也能节省许多成本。

在过去几年,就已经有大量商贾,到辽东经商了,东北的毛皮货物、人参鹿茸、造船建筑木料等等都是重点经营对象。安东虽然还要更远更偏些,交通也更加不便,但得益于惠商政策,也摊薄了成本,基本只要能成功把东西运出,那就有得赚。

商贾本就自带冒险因子,愿意出海闯荡的,更富有冒险精神,乃至搏命。大量商贾、商队的涌入,也给安东地区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,安东都督府也从中得利不少。

农牧,那是统治的根基,安东官府选择的支出,对商,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,哪怕优惠再多,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赔本生意的。

因此,商税也成为了安东都督府在近几年间最主要的财政收入,而有了这些税收,才使得都督府能够正常推动开发。

如果仅靠朝廷每年下拨的那一百万贯专款,要把安东带上正常的发展轨道,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即便朝廷能够长期坚持,也会引发闲话,大汉这么大,好地方那么多,何必要花费大代价在如此偏远的安东。

同时,从开宝十五年开始,安东每年都会向朝廷贡献大量的黄金、生铁,有了这些,朝中的异声才被压制下去了。

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,哪怕向民间开放了,挖掘出来也是带不走的,必须得向安东官府折价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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