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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36节(2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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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的大头。但是,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。

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,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,导致粮价不断抬升,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,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,到三月底,则到六十,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。

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,哪怕反应慢些,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,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。

过去,当粮价不稳之时,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,用以平衡,但这一次,并没有贸然行动,而是一直按捺着,任由市场调节,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、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,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。

就拿米价来说,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,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,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,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。

如此一来,可苦了两京的士民,以及城市中的百姓,而农民则如降甘霖,粮价涨了,能卖出更多钱,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。

当然,粮价过低不行,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。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,这就不正常了,也不可能是健康的。因此,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,士民生计受困,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,满城怨声载道之时,朝廷终于出手,平抑粮价。

压力转移

进入开宝年后,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,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,即便有所浮动,变化也不大。早年的时候,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,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。

而在整个京畿地区,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、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,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。这个数量不算少,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,而事实上要更久。

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,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,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,只是后来发现,管理成本有些高昂,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,同时,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,以做更新。

因此,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,即便粮价再高,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,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。

从四月开始,仅在东京,朝廷分批次,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、粟、麦等粮食物资。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,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,如水银泻地一般,半个月内,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。

只是,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,便再也降不下去了,显然,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。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,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,毕竟与最初相比,也涨了接近一倍,但与六十文一对比,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。

但不论如何,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,东京民情民困,终是得到了缓解。大汉的百姓,不论市井百姓,还是乡野小民,从来都是温驯的,也容易期盼收割,只要还能过得下去,就能得过且过,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,就不会出现大问题。

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,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,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,却不啻于一场福音,至少,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,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。在这个前提下,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,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,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。

然而,在这股风潮之中,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,显然不可能是农民,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、官僚、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。

至少,那些从事粮食贸易、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,是饱食一顿,赚得盆满钵满。过去的二十年,大汉商贸日益发达,但商贾的地位,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,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,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,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。

当然,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、腰缠万贯大商贾,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。而不论大小商贾,在有些行当,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。

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,很少敢乱来的,毕竟,朝廷上上下下,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,别说武德司、皇城司、各署衙,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,敲打一番。而大汉的粮商们,能有那份乖巧,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,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,仅在东京,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、抄家、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。

但是此番不同,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,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,一般人难以察觉,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。

虽然谈不上“奉命涨价”,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,可都趁着这个机会,大胆地涨价。否则,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,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,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。

一直以来,在朝廷的压制下,低廉的粮价,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,即便是那些大粮商,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。

微薄的利润,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,二十年,斗米五文的上涨,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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