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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36节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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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性,方才采取的放宽。

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,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,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,已然证明了这一点。朝廷的有意放纵,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,共同催发了这一场“粮价闯关”。

当然,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,伴随着的,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,油盐酱醋,都是这般。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,盐价的表现,则要更为显著。

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,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,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,盐价上升之后,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。

在中唐时期,有天下财税、盐利其半的说法,而到如今,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,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。

迫于这些情况,京畿地区,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,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,但同样的,也让朝廷籍此,回收了大量铜钱。

再多的喧闹,终有平息的一日,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,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,其后,很多京畿士民,都切身地感受到,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,尤其是那些小市民,日子也开始难熬了。

这一场“价格改革”,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,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,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,一直持默认态度,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,只是任他们施为。

出现了问题,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,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,那也只有留待以后,在一时的利弊上,总是选择趋利避害,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,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。

如果说,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,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,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,那么从此以后,很长一段时间,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、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,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,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。

漠北来人

夜下的礼宾馆,沉浸在一片灯火辉煌之中,这些年,经过不断的改造添置,大汉礼宾馆的规模越发扩大,设施也更加完善,当然,条件也更加奢华富丽。

随着大汉的对外扩张,影响扩散,与外界的沟通交流越发深入,往来东京朝觐的各族、各国、各势力,也越发密集频繁。

而每一位来宾的到来,都不免为东京繁荣、帝国强盛的而震惊,每个入住礼宾馆的人,都不免自惭形秽,把礼宾馆当做大汉皇宫的外邦使者,也不在少数。前来帝京的各色人等,也往往流连忘返,不等身上的钱财消耗干净,都不愿离去。

有点不够尊重外使的是,住礼宾馆,是要付钱的,并且价格不菲。这一点,也深受朝中一些言官诟病,认为这体现不出天朝上国的大气与海纳百川的胸怀。

不过,刘皇帝闲谈之间怼了一句,莫非要朕向隋炀帝学习,穷东京之力,任由外使,白吃白住?刘皇帝上纲上线了,下臣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,看不惯的事情多了,也就不差这一桩。

因此,东京就曾经发生过,一些囊肿羞涩的小国使者,不得不搬出礼宾馆,也节省公资,支持在东京的外事活动。游荡在东京的市井间的一些外夷,说不准就是哪一国的使者。

然而即便如此,仍旧不能阻止外邦来朝的热情,大汉的门槛越高,他们就越积极。而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,后续的使者也都放聪明了,使团除了携带贡品之外,都备着足够的生活开销。

当然,朝廷也不是只进不出,完全不给回报,一些土特产的赏赐,以及一些政经军方面的交流政策,还是根据情况适当予以放宽,毕竟人家也是携礼而来,诚意深厚,只是以小礼换重赏的情况,在大汉基本不可能发生。

大汉的外交政策,从来都是重实利而轻颜面,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,要知道,早在刘皇帝登基之初的那几年,面对外使,刘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收了多少礼,没办法,那时候国计艰难,也实在是穷怕了。

马车缓缓停在礼宾馆前,一名身着绸衣的中年男子下车,掏出荷包,颇为认真地数出十五文钱,递给车夫。车夫顿时露出笑容,道谢之后,还不忘拉客,男子也同意了,约定明日同样的时辰,再来接他。

伴着清脆的鞭打声,车夫兴高采烈地驾着自己的“客车”远去,中年从后望去,不由叹了口气。自进入东京后,他叹气的频率明显变多了。

此人身材高大,留着一抹短须,除皮肤粗糙点外,看起来颇具气度。居住在礼宾馆的,基本都是外国外族使节,他也不例外,身份也比较特殊,他是如今漠北契丹的宰相,韩德让。

自从耶律贤病逝,经越王耶律必摄内乱之后,漠北契丹已经平稳多年了。内有耶律休哥、韩德让这些耶律贤时代留下的精干老臣辅助,外则有大汉注意力的转移、压迫减轻,如此,方才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,支持到如今。

而韩德让,在当年由耶律必摄发起的政变中,坚持保王正统立场,与耶律休哥等宗室重臣,力扶耶律隆绪上位,也收获了丰硕的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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